这场经济战线上的“淮海战役”，人民币完胜！1949年，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，劫运走了大陆的黄金，同时留下了通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。饱受通胀之苦的一般民众对纸币不信任，旧政权发行的金圆券已声名狼藉，人民币的发行使用也同样不顺利，投机者疯狂进行了黄金、白银、美钞的炒作活动。
1949年5月24日，上海解放，与解放军同时入城的，还有新印刷的4亿元人民币。自上海解放之日起，人民币就成为法定结算单位，以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，废止金圆券。
但是，在一段时间里，许多民众不信任纸币，不愿意使用和储藏人民币，甚至有的私人百货公司以银元计价，拒绝人民币。1949年6月4日上午，上海投入人民币近20亿元，晚上基本全部流了回来。银元成为当时市场实际接受的流通支付工具，这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。投机者掀起了金银投机潮，疯狂地进行黄金、白银、美钞投机活动，造成金银及外汇的大幅波动，影响了人民币的稳定，物价也因此大幅波动上涨。严重的通胀影响了政权的稳定，成为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。
那时许多商人都不敢保留现金，而是囤积货物，市场交易不用货币，而是以货易货。在以货易货的过程中，金银为一般等价物，排斥了人民币的作用，所以金银成了影响人民币使用和流通扩大覆盖面的对立物。时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明确指出：“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，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，而是强硬的银元。”
为了抑制上海金银投机活动，1949年6月2日，上海人民政府宣布由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上调到660元兑换1块银元，但投机者6月4日便拉升到1400元人民币兑1块银元，人民币已无法流通。为了打压投机，同年6月5日，上海市政府抛售500万银元，6月8日，再抛3500万银元。但是这种手段失败了，人民币仍然难以占领市场。
既然使用经济的力量不能制服投机潮，就用军事和行政的手段制服它。1949年6月7日晚，中共中央华北局举行会议，决定对违法投机分子进行打击，并报中央批准。对此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要求：“要把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，务求全胜。”
同年6月9日，上海动用了一个营的解放军，对上海证券大楼和黄金、白银及外汇地下市场开展查封抓捕行动，同时宣布禁止金银的自由买卖，实行金银管制。多数人员教育后释放，少数骨干分子被拘，相关场所被查封。至此，疯狂的金银、外汇投机买卖被抑制。
与此行动相配合，华东军区发布了《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这是打击金银投机，树立人民币权威的法制手段。该办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严禁将一切金银带出解放区（这相当于禁止金银出口）；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和以金银按牌价兑人民币（这相当于金银实行国家统一定价）；金银不得用于流通和私自买卖（这相当于废止了金银的货币职能）；金银饰品业除出售制成品外，不得私自买卖金银，不得收兑金银制品（这相当于实行黄金统购专营管理）。
除上述外，新政权又采取了多项稳定经济的措施，比如实行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和领导，统一全国税制，加强征税工作等。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力量的作用下，不到1个月，上海猖狂的金银投机风被打了下去。
从全国范围来看，到1950年以后，新中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，恶性通货膨胀停止，物价开始趋于稳定。新中国进行的这场经济领域“淮海战役”告捷。
回首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这场经济战，我们看到，黄金作为人民币当时的对立物和稳定新政权的异己力量，被迫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，丧失了货币支付功能，这是当时保证人民币占领市场，确立人民币权威的需要。
但是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黄金无用论”泛起，大大迟滞了我国黄金工业的发展。今天我国黄金产业的繁荣，则经历了无数波折和几代黄金人的辛勤努力。当年的投机行为也深刻警示我们，遵守法律秩序，健康发展黄金产业，才是正道。